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科学史在西方争取到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由于科学史以科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历史分析作为自己的研究角度，也就注定了它的特殊性及其面临任务的艰巨性。因此，科学史上的两项宏伟的规划都是因其主要倡导者和实施者的过世而夭折。科学史的奠基人萨顿试图构建西方科学的历史，但是他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只完成了3卷5册，内容也只包括古代和中世纪（只写到14世纪）；李约瑟7大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获得国际地位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当年的宏大计划并未完全实现。后来，科学史界很少有人再作如此的尝试。
一项宏大的计划，不但需要研究者花费很大的精力，而且由于它涉及的内容广泛，时间跨度大，有时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个研究小组所能胜任的，往往会遭致各方面的批评。在西方，萨顿的《科学史导论》也经受了批评。有人曾对萨顿的编年史方针提出质疑，认为科学思想的发展并不是按年代划分的，严格地根据年代顺序编写科学史，难以充分理解科学思想发展的延续性和基本脉络。也有人对他的史学纲领提出批评，认为实证主义的原则难以贯彻到科学史的研究中，因为科学并不是一个自足的领域，构建或解释科学发展的合理过程需要科学以外的因素。甚至关于萨顿科学史包括的内容，后来也遭到了批评。例如，萨顿拒绝承认盖伦的生理理论，认为它只是大脑中的一些胡思乱想，远没有达到实证知识的水平。但是，无论是萨顿本人，还是他的《科学史导论》在该领域的地位都不会因此而动摇。相反，正是由于他开拓性的工作，奠定了后来科学史研究的基础。同样，“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其中的各种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江晓原语）。由此可见，宏伟叙事之难。
在后来的西方科学史上，既没有人试图制订象萨顿那样的宏伟计划，也没有人以同样巨大的篇幅写出对近现代科学史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著作。事实上，后来的研究者逐渐偏离了萨顿的理想。科学史研究也从大时间跨度的综合研究转变到重视个案研究；从注重科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因素到关注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从对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的历史研究扩展到包括占星术、炼金术甚至伪科学等方面的内容。科学史研究不再仅仅是为某种道德或政治目的服务，不再把宣传科学理性的辉煌胜利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是正在努力做到尽可能真实地描述或解释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近些年来，《爱雪斯》（Isis）、《英国科学史杂志》等国际性专业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也基本上反映了这种变化。
上述这些西方科学史研究中观念和角度上的转变，对于中国科学史研究也会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事实上，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相对来说一直以学科史或专门史见长。在经历了多年的专门性研究、个案分析之后，需要对现有成果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应该通过概括和总结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成果，全面地审视中国科学思想发展及其研究的历史，并在研究方法、目的和观念上进行反思与定位。
令人高兴的是，在这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袁运开、周瀚光主编的大部头《中国科学思想史》已陆续与读者见面。该书共分三卷，时间跨度从原始社会到清代，内容涵盖中国“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总篇幅达2000多页、150多万字。其篇幅之大、涉及面之广，在中国科技史领域极为少见。尽管该书撰写时的各种条件已远远好于萨顿和李约瑟当年艰苦创业时期，但是，作者力求使篇幅如此巨大的著作“基本上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仍需要很大的魄力与胆识。宏伟叙事之难，想必读者在研读本书过程中不难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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